倡變文風
　　明代中葉，文壇上出現了前、后七子的復古運動，對掃除臺閣體的文風有一定作用。但至嘉靖年間，已流為盲目尊古傾向。王慎中、茅坤、唐順之等人起而抵制，提倡唐宋古文，被稱為唐宋派，其魁首實為歸有光。時王世貞為文壇宗師，聲勢煊赫，歸有光貶斥說：“蓋今世之所謂文者，難言矣。未始為古人之學，而茍得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，爭附和之，以抵排前人”，“至于宋元諸名家，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，而世直以蚍蜉撼之，可悲也”（《項思堯文集序》）。在詩論上，他也批判復古傾向說：“今世乃惟追章琢句，模擬剽竊，淫哇浮艷之為工，而不知其所為。”反之，他認為那種“率口而言，多民俗歌謠，憫時憂世之語，蓋大雅君子之所不廢者”（《沈次谷先生詩序》）。他的基本觀點是：以《史記》為代表的秦漢文章雖好，但唐宋間名文未嘗不佳，前、后七子標榜“文必秦漢，詩必盛唐”，實則泥古成風，走入歧途。他主張“變秦漢為歐曾”，屬文時應“出于意之所誠……非特求繪藻之工為文章。□□然觀美矜炫于世而已”（《答俞質甫書》）。當時，王世貞聽到他批評自己“妄庸”后說：“妄則有之，庸則未敢聞命。”但到了晚年，王世貞也感到自己雕飾過甚，不及歸有光恬適自然。在《歸太仆贊序》中說：“先生于古文辭……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，超然當名家矣。”還有人把歸有光與歐陽修比較，推崇他為明代第一散文家。直到清代。方苞、姚鼐等人，也對歸有光交口稱贊。

散文特色
　　歸有光反對擬古，多從形式著眼，并未達到內容上的真正革新。他的作品以散文為主，十之八九為經解、題跋、議論、贈序、壽序、墓志、碑銘、祭文、行狀以及制義之作，其中有些作品表現了對當時政治的不滿，有些作品表現出對人民的同情，但也有不少作品內容空洞，思想陳腐。在若干記敘、抒情散文中，能做到“無意于感人，而歡愉慘惻之思，溢于言語之外”（王錫爵《歸公墓志銘》）。其藝術特色是：①即事抒情，真切感人。如代表作《項脊軒志》，以“百年老屋”項脊軒的幾經興廢，穿插了對祖母、母親、妻子的回憶，并抒發了人亡物在、世事滄桑的感觸。所回憶者人各一事，均屬家庭瑣事，但極富有人情味。②注重細節，刻繪生動。如《項脊軒志》寫景，發揚了唐宋文的優良傳統，確非前后七子所及。③篇幅短小,言簡意賅。他的散文名作，如《項脊軒志》、《先妣事略》、《思子亭記》、《女二二壙志》等，均未超過千字。《寒花葬志》為悼念夭殤小婢而作，全文共112字，但以兩個細節勾勒婢女形象，寫出庭闈人情，極為凝煉。④結構精巧，波折多變。如《寶界山居記》由太湖風景寫到寶界山居，又對比唐代王維之輞川別墅，并對王維發了議論。《菊窗記》，從洪氏之居的地勢、風景寫到古人仲長統與陶淵明，夾敘夾議，跌宕多姿。
　　歸氏散文多寫身邊瑣事，未能充分反映明代社會矛盾。但他在《備倭事略》、《昆山縣倭寇始末書》、《蠲貸呈子》等文中，刻畫了倭寇入侵后昆山一帶“屋廬皆已焚毀，□聚皆已罄竭，父母妻子半被屠刳，村落之間哭聲相聞”的慘狀。在《書張貞女死事》、《張貞女獄事》文中，揭露了惡霸橫行、吏治腐敗的現實。在《送恤刑會審獄囚文冊揭貼》、《九縣告示》、《乞休申文》等文中，表達了自己為民請命的心懷。在《可茶小傳》、《鹿野翁傳》等傳記文里，勾勒了一些普通人物的形象。在《己未會試雜記》、《壬戌紀行》等紀行文中，記載了當時一些民情世態，這些作品，也還具有一定社會意義。

著述名錄
　　歸有光死后，其子子寧曾輯其部分遺文，刻于昆山，詞句多有改竄，其孫昌世與錢謙益遍搜遺文，細加校勘，編為文集40卷，未能全刻。清康熙年間，曾孫歸莊又增益部分遺文，經董正位等人襄助刻成《震川先生全集》，正集30卷、別集10卷，共40卷。內收各種體裁之散文 774篇、詩歌113首。今通行本為四部叢刊本《震川先生集》共40卷，系據明常熟刊本影印。

科舉不順
　　歸有光于明武宗正德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（1507年1月6日）出生在蘇州府太倉州昆山縣（今江蘇昆山）宣化里一個日趨衰敗的大族之中。他八歲時，年僅二十五歲的母親就丟下三子兩女與世長辭，父親是個窮縣學生，家境急遽敗落。也許就是這種困境，迫使年幼的歸有光過早地懂得了人間憂難，開始奮發攻讀。

　　歸有光自幼明悟絕人，九歲能成文章，十歲時就寫出了洋洋千余言的《乞醯論》，十一、二歲“已慨然有志古人”，十四歲應童子試，二十歲考了個第一名，補蘇州府學生員，同年到南京參加鄉試。“弱冠盡通六經、三史、大家之文”的歸有光，開始時對舉業滿懷信心，但他參加鄉試卻連連落第，五上南京，榜上無名，其間慘淡經營，寒窗十五載。嘉靖十九年（1540年），三十五歲的歸有光參加南京鄉試，受到主考官張治的欣賞，把他視為國士，稱他是“賈（誼）、董（仲舒）再世”，將其拔為第二名舉人，期待歸有光能更進一尺，早日成為進士。此時的歸有光已是縱觀三代兩漢之文，遍覽諸子百家，上自九經二十一史，下至農圃醫卜之屬無所不博。歸有光的古文和俞仲蔚的詩歌、張子賓的制藝被譽為“昆山三絕”。以歸有光的才學和聲望，考取進士應是勝券在握了。在鄉試高中的同年冬天，歸有光雇上車馬日夜兼程北上，準備應第二年的禮部會試。誰知這次會試竟是名落孫山。

　　南下還鄉后，歸有光移居就近的嘉定安亭江上，開始了一邊讀書應試，一邊談道講學的生涯。四方學士紛紛慕名而來，少時十幾人，多時百余人。歸有光的家境一直困貧，全靠妻子王氏料理家事維持生計。居安亭期間，王氏治田四十余畝，督僮奴墾荒，用牛車灌水，以所收米糧供全家及弟子之食，讓歸有光專心講學。歸有光縱論文史，談經說道，一時間弟子滿門，海內學者文士皆稱歸有光為震川先生。

　　歸有光名揚海內，連恃才居傲的徐文長（徐渭）對歸有光也肅然起敬。一日，狀元出身的禮部侍郎諸大綬回鄉招請徐文長聚會。可是從黃昏一直等到深夜，徐文長才遲遲而來。問其緣由，說“避雨一士人家，見壁門懸‘歸有光今歐陽子也’，回翔雒讀，不能舍去，是以遲耳”。諸大綬命仆人取那軸歸有光的文章來，張燈快讀，相對嘆賞，至于達旦。

　　然而，歸有光的命運卻是困蹇不堪。三年一次的會試，次次遠涉千里而去，一連八次都是落第而歸。其間四十三歲時，失去了最心愛的長子，時隔一年，又失去了任勞任怨、與己分憂的妻子王氏。仕途的蹭蹬，把這位名揚海內的古文家長期拋棄在荒江僻壤之上。加之失子喪妻的哀痛，使他的生活更加艱難。不過，坎坷的生活，倒也磨煉了歸有光深沉堅毅、不屈服于權勢與惡運的性格。

　　嘉靖三十三年（1554年），倭寇作亂，歸有光入城籌守御，并寫下《備倭事略》、《論御倭書》、《上總制書》等，分析敵情，條陳方略，向當局獻計獻策。后來他還寫下《昆山縣倭寇始末書》、《海上紀事十四首》等，流露了同仇敵愾的愛國情感。

勇抗巨子
　　明代科舉場上舞弊之風甚盛，雖不重唐代的行卷之習，但是有宗師和大官僚的提攜是仕進的重要捷徑。歸有光久困場屋，對這一科舉內幕應是十分明了的。可是，他卻絕不從旁門邪道躋身仕途。鄉試中舉時的宗師張治對歸有光十分欣賞，他為歸有光后來三番五次不能中式深感惋惜，幾次“欲以舊誼招致之”，然歸有光“卒守正不一往”。歸有光屢不中式時，明穆宗尚未登位。穆宗身邊的一位寵幸的宦官慕歸有光之名，讓侄子拜歸有光為師，并幾次讓歸有光進京私謁自己，都被歸有光斷然拒絕。穆宗登位后，這位宦官權勢更大，歸有光仍然絕不與之往來。歸有光耿介正直、不事權貴的品格，表現在他整個人生的各個方面。在古文領域里，他始終堅持己見，不為群言所惑，敢于與當時統治文壇的“巨子”相抗爭。

　　明代自開國之初的劉基、宋濂等留下一些好文章后，文壇上就開始彌漫起一股浮飾摹古的風氣。從永樂到成化的幾十年間，久居館閣的“三楊”（楊士奇、楊榮、楊溥）統領文壇，提倡昌明博大的文體，作文雍容華貴、平庸空泛，號稱“臺閣體”。于是有以李夢陽、何景明為首的“前七子”起來反對“臺閣體”。他們主張“文必秦漢，詩必盛唐”，句摹字擬，以佶屈聱牙為高古。李、何七子致力于詩，散文并非所長，但是聲勢之盛，曾左右一世。到了嘉靖年間，李攀龍、王世貞等“后七子”又繼“前七子”而起，推波助瀾，變本加厲，摹古之風愈演愈烈。歸有光就是在這種散發著霉臭的摹古風氣中異軍突起的勇士，是一位敢于反抗潮流的正直文學家。

　　王世貞和歸有光是同鄉人，比歸有光稍晚。但王世貞從二十二歲進士及第后，官運亨通，步步高升，官至南京刑部尚書，以雄才博學，領袖文壇。這時的歸有光，雖已頗有聲名，但畢竟還是一個身處窮鄉僻壤的布衣老儒。用錢謙益的話說，是一個“獨抱遺經于荒江虛市之間”的“老舉子”。就是這樣一個鄉間窮儒生，竟然敢與不可一世的王世貞抗爭。歸有光在《項思堯文集序》中，批判王世貞的言辭十分激烈，其中說：“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。未始為古人之學，而茍得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，爭附和之，以詆排前人……文章至于宋、元諸名家，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，而與之頡頏，而世直以蚍蜉撼之，可悲也！無乃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以倡導之歟？”歸有光公開把王世貞譏之為“妄庸巨子”，王世貞得知后甚為惱火，說：“妄誠有之，庸則未敢聞命。”歸有光毫不客氣地回敬道：“唯妄故庸，未有妄而不庸者也。”王世貞在晚年完全改變了對歸有光的看法，在為歸有光像寫的《歸太仆贊》序中說：“先生于古文詞，雖出之自史、漢，而大較折衷于昌黎、廬陵，當其所得，意沛如也。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，超然當代名家矣，”贊云：“千載有公，繼韓、歐陽。余豈異趨，久而始傷。”他在給歸有光古文很高評價的同時，也道出了自己的“遲暮自悔”之情。歸有光用自己的理論和創作實踐終于使他的對手為之折服。

晚年入仕
　　歸有光雖然“八上公車而不遇”，但還是不愿甘休。嘉靖四十四年（1565年），歸有光第九次參加會試時終于中了個三甲進士，這時他年已六十。滿腹詩文經義，一心想為國出力的歸有光雖年已花甲，壯志依舊未衰。因為歸有光是三甲出身，不能授館職，只能到僻遠的長興當知縣。

　　長興地處山區，長期沒有知縣，大小事務都由胥吏把持，豪門大族勾結官府為非作歹，監獄里關滿了無辜的百姓，盜賊公行，民間雞犬不寧。當時有人勸歸有光不要去上任，以待更換，但他卻毅然前往。他到長興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興辦學校，培養后進。第二件事是整治惡吏，平反冤獄。把無辜辦了死罪的三十余人省釋出獄，為無辜受誣入獄的一百零七人平了反，把魚肉百姓的惡吏和捕卒快手嚴加法辦。每次審判聽訟都讓婦女兒童環立案前，不用官話而用吳語審訊，以便百姓申訴。常常當堂決斷，而極少具獄。對已入獄者按律令給衣食。一重囚母死，歸有光準許他回家料理喪事后自己返回。那重囚料理完喪事后不聽旁人嗾使，竟然自己返回。

　　歸有光一心想學習兩漢循吏，做廉潔剛正之官。上司之命若不便施行便擱置不辦，而“直行己意”，他公開在《長興縣編審告示》中宣布：“當職謬寄百里之命，止知奉朝廷法令，以撫養小民；不敢阿意上官，以求保薦，是非毀譽，置之度外，不恤也。”在知長興的短短兩年中，歸有光頗著政績，深受百姓擁戴，但是這卻召來豪強、大吏的不滿。隆慶二年（1568年），六十三歲的歸有光終因得罪豪強和上官，而被調任順德府（今河北邢臺）通判，管理馬政。按明制，“進士為令，無為遷倅”。所以歸有光的升遷實為重抑。對這一不公平的降職，歸有光非常憤慨，他曾氣憤地說：“號稱三輔近，不異湘水投。”并連上兩疏要求辭官，但被朝廷公卿扣壓不能上達。歸有光抵任后，筑土室一間，整日躲在其中，讀書自娛，以示不滿。歸有光雖然對遷升順德通判大為不滿，但一到任上卻還是兢兢業業，一絲不茍。他利用馬政通判的清閑，廣閱史籍，采訪掌故，修了一部完備的《馬政志》。

抱憾病卒
　　隆慶四年（1570年），歸有光到北京朝賀萬壽節。同年，受大學士高拱、趙貞吉推薦，升為南京太仆寺寺丞。后來又被首輔李春芳留在內閣，掌內閣制敕房，纂修《世宗實錄》，身列文學侍從之位。歸有光仕途晚達，十分興奮，期望自己能借機閱讀許多內府秘藏，在學術上獲得更深的造詣。但終因勞累過度，在敕房任職僅一年，便身染重病，終于隆慶五年正月十三日（1571年2月7日）抱恨而逝，時年六十六歲。葬于昆山城東南門內金潼里（今郵電局附近）。

　　王世貞最初因為文學觀點與歸有光相左而討厭他，后來卻又不得不佩服他，認為歸有光可與韓愈、歐陽修相提并論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王世貞晚年時文風亦有轉變，主張“文必秦漢”的他甚至沉迷閱讀蘇軾的文章。

　　林則徐曾在嘉定歸有光祠題一聯：
　　“儒術豈虛談？水利書成，功在三江宜血食；
　　經師偏晚達，專家論定，狂如七子也心降。”

　　對歸有光在水利方面的貢獻和經學方面的成就作出了高度評價，認為歸有光以儒術成就功業。